日期：2025-10-17 06:40:18
《图像考据通论》余辉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宋苏轼擅画枯木，米芾认为与其“胸中盘郁”有关，黄庭坚则认为缘于其“胸中有丘壑”。此为苏轼《枯木竹石图》。
元代吴镇所绘《洞庭鱼隐图》，体现了当时文人隐逸的生活态度。
《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书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浙江大学教授余辉的《图像考据通论》历经五年撰写，终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该著，曾翻译过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等学者著作的资深译者杨思梁指出：“余辉教授将此皇皇巨著称为‘通论’，实属谦虚”，“此书结构谨严、体大思精，两卷共一千三百余页，八十余万字，配图三千多幅，理应直称为‘图像考据学’”。
如作者所言，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画鉴定，而是在真伪鉴定基础上，依托文本、图例、实物等多重证据，探寻图像背后社会历史与人文背景，确定或推定作者身份、创作动机、图像内涵、图源流变及图文关系等的著述。作者“不但力图超越由一些共相组成的粗陋的体系，而且还打算完成经典的画史、画论与画鉴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这一决心，不仅关乎学术自觉，亦是实现中国传统书画考据的现代转型，进而构建中国美术史学自主体系的需求。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学的自主体系研究”立项。该项目试图超越中西对立的叙事框架，从中国美术的内在逻辑出发，挖掘图像背后的文化基因与观念结构，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范式。作为子课题“考据与鉴定：视觉资源与中国美术史学的方法论体系建构”的负责人，余辉新作正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成果与学术基石。
从书画鉴定到图像考据学
如该书所述，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留下了大量的图画记录。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对绘画图像的研究与讨论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如《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曾到周天子宣扬政教的明堂观看墙壁上描绘的古代人物，留下了对人物肖像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解画”——对画作进行品评和风格源流的探索。唐宋时期，已有图像和类似图像志以及图像学方面的总括性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宋徽宗主持的《宣和画谱》等。明清时期，“解画”传统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部分人否定解画，一部分人受考据学者尤其是乾嘉学派感染，深信通过考据典故可以论定作品的价值。
我们拥有久远的图像研究历史和传统，当前数字化技术又为图像研究带来了新机遇——图像识别与大数据库的建立可实现风格比对与特征提取，辅助断代与深度分析；AI技术可虚拟修复古画等。然而，中国书画研究的挑战仍然存在——一方面，传世作品尤其是元代以前无款印、多仿作的“真伪迷雾”尚未散尽，传统“望气”式鉴定多依赖个人经验，难以形成可复现、可验证的学术共识，导致许多重要画作的年代与作者归属存疑，制约了美术史叙述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随着研究深化，学界已不满足于真伪判别，转而追求挖掘作品背后的社会语境、文化观念与精神内涵，如一幅宋代山水画不仅仅是审美对象，也可能蕴含文人心态、地理认知或政治隐喻，需要进行多维度解读。传统方法缺乏对此类深层信息的系统挖掘能力，容易使研究陷入“就画论画”的局限。正如范景中所言，中国美术史研究虽早于西方，却未能形成如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那般系统化的分析与解释体系。
《图像考据通论》的出现，为突破上述困境提供了例证与方法论支持。该书既回溯中国书画鉴定传统，梳理出图经、图谱与画谱等中国特有的图像志书范式；又跳出风格比对的单一框架，将书画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人文语境中，通过对图像细节——如人物服饰、器物工艺、地理场景等的考据，关联多学科史料，构建“图像—文献—实物”相互印证的研究路径。该方法不仅可更科学地解决书画的真伪与断代问题，更使书画从“艺术品”转变为“历史文化载体”。例如，对明代中后期文人画中“案头清供”图像的考据，可还原当时文人的生活习俗与审美趣味，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
在当下书画研究趋于“精细化”“跨学科”的背景下，该书不仅提供了一套技术方法，更贡献了一种重构书画与历史、文化关联的学术思维。作者余辉以三十五年研究之功，梳理了图像考据的学术基础，考辨图像考据与诸学科的关系，提出了图像考据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并以300多幅古画中近千个图像的个案分析，构建了一门有血有肉、具体而生动的“图像考据学”，让书画研究从传统的鉴定向有着系统方法论的学科转型。
从文物保存到文脉激活
笔者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研究，已从文物修复、遗存抢救阶段进入文脉梳理、价值阐释阶段。当下的任务，是让散落的文物串联成完整的文明叙事，使后人不仅能“看见”传统，更能理解其精神内核。
在传统书画研究中，许多遗存因缺乏明确的历史语境，价值难以被充分认知——如某些古代人物画，因无法辨识人物身份与场景背景，仅被归为“肖像画”，其所承载的社会伦理、礼仪制度等信息就此湮没；又如一些地域性民间绘画，因缺乏与当地历史文化的关联考据，难以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图像考据通论》提供了“让文物说话”的具体方法论与丰富个案。例如，作者提出，对敦煌壁画中“耕作场景”的考据，可结合出土农具与户籍文献，还原唐代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理解“重农固本”经济思想在边疆的实践；对明清“外销瓷”绘画图像的考据，则可梳理出中国绘画风格对欧洲艺术的影响，追溯中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轨迹。
《图像考据通论》一书中，还可观作者多年的观画经验。例如，古画中许多动植物图像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一类画家的精神状态和当时对自然社会的认知能力——马匹多寡象征着国家军事力量强弱，耕牛肥瘦代表着汉文化地区农业经济的高下，羊群多少则意味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牧业经济的兴衰。再如，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画名与画意“归棹”，系取“归赵”之谐音。
作者余辉在书中强调，图像考据是鉴定后的跟进性研究，是富于理性的想象与探索。正是通过这种具体而微的工作，我们才能建立和整理出有关往昔艺术的文献与考古知识。系统的考据方法，不仅使孤立的文物“嵌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更激活了其文化生命力——让古画不再仅是博物馆中的“展品”，更成为讲述历史、传递精神的“活的载体”。
“世界艺术”语境下的对话
“世界艺术史”主张打破单一文明中心主义，以平等姿态看待全球艺术传统，在多元对话中构建相关学科。在此背景下，中国美术史学自主体系的建设，也需在与世界其他艺术研究范式的对话中，明确自身特色、彰显自身价值。
《图像考据通论》所倡导的图像考据，虽重视真伪与断代，但更强调“语境嵌入”——不仅关注笔墨、材质等“物质属性”，更通过图像细节关联历史文献、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例如对《清明上河图》的考据，既需验证真伪，也需要通过画中商铺、交通工具、服饰样式等还原北宋汴京的城市结构、市民生活与经济状况。这种“以图证史”“图史互证”的路径，正是中国美术史学“文史交融”传统的现代转型。
反观欧洲图像学，以潘诺夫斯基“三层解读法”为例，强调从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到图像学阐释的递进，其理论基础是西方艺术的“符号与象征”传统，尤其适用于宗教题材解读。与西方图像研究所面临的对象不同，《图像考据通论》所面对的中国书画，常常没有文本作为依据。许多古代山水画、文人画，意义更多地蕴含于笔墨的意境、构图和文化隐喻之中。例如倪瓒“逸笔草草”的山水画，“枯木、空亭”等元素，往往与其隐逸生活、元代文人避世心态及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相关。这种“无文本依托的文化阐释”，突破了欧洲图像学“文本先行”的惯例，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解读路径。
在世界艺术史语境下，此种差异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不同文明艺术传统所孕育的学术范式之别。《图像考据通论》的方法论，源于中国书画“笔墨精神”“文史同源”的特质，以及“整体关联”的思维传统。中国美术史学自主体系的建设，正是在此类对话中确立了自身学术的主体性——既不排斥西方学术的技术与理论，也不盲目照搬，而是从中国美术实践出发，将自身传统转化为现代学术方法。《图像考据通论》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提供了一套既根植自身文化传统，又能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方法论体系，为全球艺术史研究贡献中国的视角与路径。在这个层面来看，《图像考据通论》就并非一部单纯的鉴定方法著作，而是一部回应时代需求、努力与世界学术对话的著述。正如范景中在“序言”中所言：“阅读这部著作，最大的快乐是循序优游，深入其中而不自觉，使人忘却是在读一部通论。”
未来，随着图像考据方法与数字化技术、考古发现及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结合，我相信《图像考据通论》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作者：杨振宇，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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